桂歌#行走河南读懂中国#

(资料图)

汉语有三个特征，一是有很多约定俗成的错误，二是一些词语意思多变，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意思，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意思，容易产生歧义。三是同一个意思会有不同的词语来表示。

这，很考人。但中国人都明白。

一

所谓约定俗成的错误，那就是大家都这样错，而且已经错了几百年上千年，于是就不是错的了，成了公认的词汇。就好像中国式过马路，只要人多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闯红灯。法不责众了。

如吹风、晒太阳、淋雨、救火、肉夹馍等，这些词一开始就错了，可用了两三千年都习惯了。明明是人被风吹，却说成是人去吹风。明明是人被太阳晒了，却说成是人去晒太阳……火灾发生了，那是要灭火救人救财物，却说成是救火，大火是灾难救它干吗？灭它才对。安土重迁这个成语最早出自《汉书·元帝纪》：“安土重迁，黎民之性；骨肉相附，人情所愿也。”于是两千年来大家都这么用了，没人去更正。按照如今的解释，“安土”就是留恋家乡，“重迁”就是注重看重迁移的事情，说是轻易不肯搬迁。我觉得，这样的解释过于牵强。“安土”跟“重迁”是并列的两个动宾词组，既然看重既然慎思那就会有两个结果，一个是迁一个是不迁。这样的话，“安土”和“重迁”还怎么并列？一个是表示肯定，一个既会有肯定也会有否定，那就不对等了。其实，中国人是留恋家乡的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考虑迁移他处的，所以我认为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“安土轻迁”，或是“安土重旧”。

肉夹馍是西安等西北地区一个很有名的食物，明明是馍夹肉，可人们偏偏说成是肉夹馍，应该是为了跟没有肉的馍区别开来吧，所以人们将“肉”说在了前边，突出肉的香味和美味。错了，但大家都乐于接受。

“打扫卫生”这个常用词也是错的。我们打扫的应该是庭院、房间、街道、广场等，卫生能打扫吗？既然“卫生”了，还用打扫吗？《朱子家训》说，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。这才正确。

汉语词汇意思多变，为此，国际上那是不能用汉语来签约的。在国内打官司，那些律师就喜欢咬文嚼字来巧舌如簧。同义词很多，加上一词多义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，于是，那就都来扯谈了。

“空穴来风”这个词，刚一开始是表示风是有来源地的，是从空穴里飘出来的一丝凉风，后来就变成了没凭没据的消息和谣言。

词汇意义的变化，一个表现是词义的不断增多，一个词常常会由本意派生出许多的引申义来。如“等”字，从“竹”从“寺”，这里的“竹”是指竹简，就是古代的书籍和公文，“寺”在古代是指官府衙门，《说文》说，等，齐简也。后引申为“品级”、“相同”、“等级”、“辈分”。如“等死，死国可乎？”这话就是说，同样是死，为保卫国家而死可以吗？“等子”，就是古代称量轻重的称，跟砝码等同，那么就是一样的重量了。刚一开始，“等”没有“等候”的意思。叫人等候，古时候是说“你先候着”。后来，“等”的词义这才丰富起来。与之相反，另一个表现就是词义缩小。如“臭”字，文言里表示好坏气味都可，现在则只表示不好难闻的气味。如《周易·系辞》说：“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”，这里的的“臭”只是气味，如果按照现在的词义去理解，那就讲不通了。跟词义的扩大相反，演变后的词义比原来所指称的事物范围小，即古义大于今义，今义包括在古义中。如“虫”原是动物之通名，在古代所有动物都称为“虫”，老虎叫大虫，老鼠叫老虫。现代的“虫”范围缩小了，一般只指昆虫。感情色彩的变化古汉语词义在演变的过程中，褒贬意义互相转化的现象，叫做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。有的褒义词变为贬义词，有的贬义词变为褒义词，有的中性词变为褒义词或贬义词。如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说“先帝不以臣卑鄙”里的“卑”是指地位低下，“鄙”是指见识浅陋，并没有贬义。可现在的“卑鄙”则指品质恶劣，变为贬义词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说“谤讥于市朝”中的“谤”古义为议论、批评他人过失，是中性词，现在是“恶意中伤”的意思，是贬义词。

“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”里的“皮匠”原来是“裨将”，是副将助手，“无奸不商”里的“奸”原来是“尖”，卖米给人家，要堆尖一些多给一点。再有“无毒不丈夫”里的“毒”字应该是“度”，是指男人大丈夫要大度。前边一句“量小非君子”，后边怎么可能会是“无毒不丈夫”呢？这些，都是以讹传讹导致的。

二

阅读理解是现在的中学生经常面临的试题。

汉语的张力很大，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里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，这就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。例如“曾子之妻之市，其子随之。”第一个“之”表所属关系，是“的”的意思。第二个“之”是动词，是“去和到”的意思，第三个“之”是指代词，“她”的意思。再如，“读书真好，我们要读好书，养成好读书的习惯。”第一个“好”，是说读书是一件好事情，是高尚的有益的事情。第二个“好”，是指对我们的学习、生活有益处的书第三个“好”，是爱好喜好的意思。

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某出租车司机仍在路上奔跑。车上只有一个女乘客，她从包里拿出一个苹果对司机说，苹果给你，很好吃的。司机接过来吃了一口。妇人问，好吃吗？司机答好吃呀。妇人说，我现在不爱吃苹果了，记得我生前也是很爱吃苹果的。司机一听，吓得紧刹车，面色苍白翻白。生……生……生前……妇人答，是啊，我生前是很爱吃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生完后就不爱吃了，也不晓得是不是得了产后抑郁症了。司机松了一口气，拜托了大姐，您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……

另外，汉语里还有双关语。这也要根据一定的语境来理解。例如“吃醋”，字面上的解释是“饮用醋汁”，可在另外的语境里却是表示“妒忌”，见到别人好自己心里就酸溜溜的。“乐不思蜀”字面上的解释是“高兴得都不想念四川了”，另一含义是“高兴得都不想回故乡了”。“宰人”的本意是“杀人”，后来引申为讹诈他人。“立牌坊”的本意是“建造牌坊”，后来引申为获取好名声。“红眼病”的本意是指“由一种因细菌感染引起的眼部疾病”，后来引申为嫉妒他人，见别人好心里愤恨。

除了语境不同意思变化外，不同的语气也能让一个词语的意思发生改变。例如“你想怎样？”在不同的环境下，可以表示询问，还可以表示挑衅。有人写过一首小诗：小时候，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结果也没怎么样。长大后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结果也没怎么样……如今，不想怎么样，也不管怎么样，结果也没怎么样……

英语，一个单词就是一个意思，固定不变。在英语里，“火”就是“火”，“车”就是“车”，英语单词的“火”跟“车”不能组成一个新词。“火车”诞生后，作为“火车”的单词“train”也跟着诞生了，跟火的英语单词“fire”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

有人说，多变是汉语的缺陷，增加了理解难度，汉语不是一种精确描述的语言，容易造成歧义。但也有人说，表义的丰富性是汉语的长处，况且在一定语境中，每一个词语所表达的意思是惟一的，不会产生歧义。更有人说，能让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阅读感受，这也正是汉语的魅力。

多变的情况在汉语里还是常见的。为此，有的人明明是说错了，可他能强词夺理地否认。如某报纸曾出现过这样的标题：“中国队大败韩国队”，单看这样的标题，您能知道是谁赢吗？再有，“乒乓球拍卖完了”，到底是乒乓球被拍卖玩了，还是乒乓球拍已经卖完了？

这张力也实在是太大了。

这里有一个笑话。说的是某个饭局上，有一个女主播起身说去方便一下，老外不解，旁人解释说，方便就是上厕所。女主播回来，敬酒，对老外说，下次出国希望您能给予方便。老外又不理解，问，要我给她上厕所？旁人解释说，她是说希望给予便利或帮助。饭局结束，美女主播说，在您方便的时候我一定去拜访。老外惊异：我上厕所怎么可能要您来提供便利？美女主播说，要不在方便的时候，我请你吃饭。老外晕倒。

在汉语里，同一个意思会有很多词语来表达。如一个男人称呼自己的妻子就有：媳妇、爱人、夫人、太太、贱内、屋里的、内人、娘子、拙荆等，如果加上地方方言，应该不下一百种。

茅坑、粪坑、厕所、卫生间……

汉语的弹性太大，有时候，还真的跟四川的变脸王一样，意思说变就变。

从前，有个财主，为人土俗而又刻薄尖酸，不是很受人待见。一天，他对管家说，面就是脸脸就是面，一个意思晓得吗？面字太斯文，以后不要说请老爷洗面就说请老爷洗脸，不要再说面字了。一天，他到朋友家祝寿，吃饱喝足后躺在椅子上休息，主人家请他吃寿面，他摇头说不要了不要了。主家再三邀请说，就要一点点，小半碗好吗？管家忙说，近来，我家老爷不要脸了。

这是笑话。

三

有的话明明是错的，但人们都还是那么说，他们觉得那样说才足以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于是就不计较了。大礼不辞小让。

在广西上林马山等一些县，每到地方过节，他们都会向外邀请：回来过节呀。我不是上林人我也不是马山人，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，是不能用“回”字，正确的邀请法应该是：来我们这里过节呀。

可他们都是这样说，因为他们将您当成了他们的家人。这样说来，您还会认为他们说话有语法错误吗？

再有，桂林市人总喜欢这样跟朋友说，“我们姐我们哥，我们爸我们妈”……关中人也喜欢说的“咱哥咱姐咱爸咱妈”。关中人的“咱”有“咱们”的意思，包含式，包含对方在内，让人觉得亲切。南方的“我们”基本上是排除式，少有包含式。可桂林人说的“我们”，很多情况下也是包含式的。30多年前，我的一个同学父亲去世，面色很悲伤。有同学问他怎么回事。他说，我们爸去世了。这句话，在很多人听来，都会觉得别扭。可桂林城里的人都是这么说的。桂林人跟别人说到自己的家人，都是“我们爸”、“我们妈”、“我们姐”……桂林人说“我们爸”，“我”是重音，“们”是轻鼻音，这一点，跟“咱”、“咱们”的表意很相像。（当然，说到老婆，他们就不会这样说了。）

错是错了，可这嘴一张开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。

“一个巴掌拍不响”，这话说起来是有逻辑错误的。为什么要巴掌拍巴掌？巴掌拍脸响不响？巴掌拍桌子响不响？一个巴掌拍羊皮鼓响不响？确实是经不起推敲。但人们约定俗成，认定了是巴掌拍巴掌，说的是两厢情愿事才能成。硬要去驳斥，那就是您的不对了。

“恨铁不成钢”这话也是错的。铁，不一定就能冶炼成钢，熟铁就不能。我们知道，跟据含碳量的不同，铁分为生铁和熟铁，生铁的含碳量高于2%，熟铁的含碳量小于0.02%。生铁很硬但比较脆，只能用于铸造，不利于塑形。熟铁质地很软，塑性好，延展性好，可以拉成丝线，容易锻造和焊接，但强度和硬度均较低。于是，既有硬度又有韧性和塑性的钢呼之欲出。钢，含碳量在0.02%至2.06%之间。生铁经过火烧和锻打，不断多排除碳、硫等杂质，百炼成钢。当然，现在也有人利用熟铁来炼钢，但先得需要加大碳的含量，碳的含量一加大，那还是熟铁吗？

我们不能用科学（包含物理学、化学、数学）的眼光来考量文学语言。如果这样，那就是在折磨诗人了。李白在写庐山瀑布时说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似银河落九天。一个是“三千尺”，一个是“银河落九天”，九天何止三千尺？杜甫说孔明庙前的古柏，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”，按照数学的计算这话也是错的。古制五寸为一围，四十围那就是二十尺。二十尺的周长，那么树的直径最多也就是六尺五寸，而杜甫说树高二千尺，可能吗？有这么细长的树吗？

诗歌、文学使用的手法常常有夸张比喻比拟排比等，强调的是感觉，我们不能用尺子去量也不能用称来称。我们不能用数学物理学的眼光来考量诗歌、文学的描述。孔子说，三人行必有吾师。三人就不一定是三个人，是多人众人的意思。这是一种模糊概念。

诗歌、文学讲究情感。为了突出情感，常常会使用一些极端的词语来形容喜欢或者憎恨的程度。如，我爱死你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如，我一脚踢死你！句子里的“死”，只是表示程度很深，并不是生死的“死”。